“421”家庭中，虽然老辈儿退居二线后的重心仍在子女身上，但也面临着养老问题。独特的家庭结构给他们带来哪些困难和压力？

　　“不想给子女添乱”

　　帮独生儿女带孩子、供房贷，老辈儿主动被“啃”

　　每天早上7点，乔华将宝宝送到岳父母住的地方，到傍晚下班时再去接，顺便一家人吃个晚饭。30岁出头的乔华去年刚刚“荣升”为爸爸，本以为很独立的他，突然重新觉得很需要父母的帮助。

　　乔华和妻子都是独生子女、“80后”海归，2009年两人回国结婚，如今乔华在一家大型央企工作，妻子供职于一家外企。“这么多年，无论是上学还是找工作都是靠自己，目前的收入在同龄人中也算是中等偏上，本来觉得已经自立门户了，但要了孩子后，就发现无论是经验积累还是经济积累都不行。”乔华对记者说。

　　首先是带孩子，一方面他和妻子都没有育儿经验，另一方面紧张的工作节奏也让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妻子和小孩。“还没等自己开口，双方父母就主动提出来北京帮忙，现在看，没有他们的帮助还真是不行。”乔华说。
 
　　父母来了，住在哪儿呢？乔华马上面临第二个问题——房子。2009年结婚的时候，乔华小两口用自己的积蓄在北三环太阳宫附近贷款买了一居室，每月要还6000多元的房贷。但是把父母接到北京来帮忙，一居的房子肯定住不下。没办法，小两口向亲戚朋友借了数十万元，在自家附近又按揭了一个5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但这样，也才够一方父母来住。经过协商，乔家决定，双方父母轮流来帮忙，半年一轮换。前段时间妻子休产假，是乔华的母亲在照顾，目前是岳父母在帮忙。

　　“半岁大的宝宝正是磨人的时候，老人得从早到晚毫不间断地照料，不仅如此，晚上还要给我们准备晚饭。他们好不容易把我们抚养长大，现在还要放弃老家的清闲生活这么辛劳。”乔华心里很愧疚。

　　“现在社会竞争太激烈，孩子们压力太大了。”乔华的父亲对记者说。前不久，他还主动提出，帮小两口承担30万元的还贷任务。

　　最近，乔华又摇上了购车号，“买车还得贷款，加上买房的贷款，看样子这两年我们不会有什么积蓄。等到两年后，手头的贷款基本还清了，又马上面临小孩上幼儿园、上学的压力，相当于又一个‘房贷’！而且这个‘房贷’更长、更重！”

　　“现在看起来，我们是‘被啃老’了，但这是社会压力引起的，我们就这一个儿子，自己又都不是太老，能帮一把是一把。”乔华的父亲说。

　　据了解，父母帮子女带孩子、供房贷已经成为“421”家庭中的普遍现象。上海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所长任远说，“421”家庭的“啃老”，是家庭小型化和社会竞争压力增大的双重体现。这一代独生子女不仅负担着自己小家庭的生活，还肩负着父母所在家庭的发展任务；而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目前大都处于60至65岁之间，相对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他们愿意为子女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421”家庭的老人想融入新环境，关键要有自己的朋友圈

　　5月28日，张俣很认真地带母亲上街逛了逛。“老人家来深圳两个多月了，这还是第一次带她逛街，以前居然没有想到。”张俣十分愧疚。原来，为了照顾刚刚生产的女儿，张妈妈特意从湖北老家赶到深圳，由于小区里生活设施齐全，她没有出过小区的门。前几天外地的亲戚来探访，得知女儿要带客人去逛街，老人才忍不住说自己也想去。

　　“很明显，我妈妈对这个城市不适应，需要我们子女给予更多的关心。”张俣说。张妈妈常年生活在湖北，女儿来深圳工作之前，她从没来过这儿。“没有朋友，对环境又不熟，只能是我们带她去哪儿她就去哪儿。我们在家的时候还可以陪她说说话，我们一上班，她就变成了‘孤家寡人’。”张俣担心地说。

　　张俣和丈夫是独生子女，从小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备受宠爱。现在小两口在深圳安家落户，都希望将双方父母接到身边尽孝。“过去是父母宠爱子女，但其实这个年纪的父母更需要子女的爱。”把父母接到身边生活固然好，但看到母亲闷闷不乐的样子，张俣又有点不忍心了。在湖北老家，退休的母亲每天都能邀上好友打牌、逛街，而在这里，只能围着自己女儿转。

　　张俣的父亲是湖北石首市的公务员，目前还没退休，他告诉记者，老两口已经决定退休后不去深圳与女儿同住，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朋友圈子都在石首，在老家生活会更舒心；另一方面是觉得女儿女婿工作、生活压力太大，实在不想去给他们添负担。

　　“现在交通方便，我们早上出门，中午就能到深圳一起吃午饭，几乎每月都能去看他们一次。”张俣父亲说。他甚至想，将来孙女长大了，把孙女接到湖北来上学，“大城市的教育资源紧张，想上一个好点的幼儿园、学校都难，相比较起来，在老家容易上到好的学校。”

　　同样是外地人，张俣的公公婆婆对是否来深圳的态度却截然相反。

　　张俣丈夫的老家在湖南邵东县，但他家在深圳有亲戚，自从儿子到深圳工作后，公公婆婆来这个城市的次数就更多了，逐渐有了自己的社交圈。“我婆婆特别喜爱玩柔力球，还在社区比赛中当过外援，但后来社区以她不是深圳户口为由取消了她的参赛资格，这对婆婆触动很大，她打算把户口迁来，成为深圳人。”张俣说。

　　观察自己父母和公公婆婆的“深圳生活”，张俣认为，老人要融入新环境，关键要有自己的朋友圈和兴趣爱好。“这不仅需要城市有一颗包容心，多给外地老人提供生活、娱乐服务，也需要老人有很开放的心态，主动交新朋友、乐于用新方式生活。对于已经习惯了老家生活的老人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4个老人”加重了“2个大人”的赡养压力

　　“不给子女添乱。”是张俣父亲接受采访时讲得最多的一句话。

　　他这样规划自己的老年生活：平时就找朋友喝喝茶、聊聊天、钓钓鱼，每年出去旅游一两次；万一生病了，就老两口互相照顾；实在照顾不过来，就拜托在当地的侄子、侄媳妇们帮忙。“女儿、女婿都是独生子女，2个大人、4个老人，还要忙工作、带小孩，社会竞争又激烈，他们怎么可能照顾过来？有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自己克服，不能给孩子们添麻烦。”

　　张俣父亲“不给子女添乱”的养老规划，代表了许多“421”家庭老人的想法。据民盟湖北省委调查，随着家庭小型化及人口流动的不断加快，传统的“养儿防老”、“家庭养老”模式面临巨大挑战。一方面，“421”的家庭大量出现，使赡养老人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另一方面，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和就业竞争压力的增大，许多子女选择外出工作，“空巢老人”的比例日渐上升。

　　任远认为，社会化赡养成为必然趋势，这要求社会养老机制尽快补充完善。他建议，一方面要尽快打破养老体系的地区分割管理状态，让异地养老的老人也能享受到平等的养老福利；另一方面加快完善社区养老服务机制，建设足够的养老社会组织，规范发展不同层次的养老服务市场。

　　据民盟湖北省委的调研，我国各类老年福利机构的床位总数只有266.2万张，仅为老年人口数的1.6%。有专家估计，今后10年内我国养老机构的收养量不会超过老年人数量的10%，机构收养能力十分有限。在服务方面，政府开办的福利性质的敬老院、民办养老院虽然价格低廉，但设施相对简陋，主要以生活照料为主，通常三位老人共住一个房间；而中高档的老年公寓由于前期投入大、成本回收慢等原因，目前数量也极其有限，市场占有率不到1%。

　　张俣父亲也注意到身边的老年公寓等社会性养老机构。“有专门的人照顾，老人们之间有共同话题，但这样的机构还是太少，提供的服务也太简单。”

　　介于社会机构养老和家庭养老之间的新模式——居家养老悄然出现。这是以社区为依托，以完善的网络服务系统和平台为载体，采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专业化人员与社会志愿者相结合的方式，为社区内的老人开展服务。在杭州市紫阳街道，1.5万余名60岁以上的老人通过这种模式，已经可以“足不出社区”享受到洗衣、送餐、理发等6大类50余个项目的服务。

　　“看现在的发展趋势，社会养老机构肯定会越来越多，服务也会越来越完善，如果价格和服务合适，我们也会考虑接受社会机构养老。”张俣父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