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利基金,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要先理清:一是上市公司积极分红是否对股东更有利,二是投资那些积极分红的股票是否更赚钱。
首先,这里说的分红是指现金分红。大家都知道,国际市场普遍重视上市公司对股东的现金回报,尤其是像巴菲特、格雷厄姆这样的价值投资大师。
格雷厄姆曾像个斗士一样,多次通过股东大会、诉讼,迫使上市公司管理层将多余的现金分给股东。巴菲特最青睐的可口可乐自1950年上市以来始终坚持“按季分红”,而且分红金额逐年提高;巴菲特购买中石油H股时,后者也是承诺每年以净利润的45%分红。然而,巴菲特自己管理的上市公司——伯克希尔却几乎从不分红,并且明确表示“将来也不会分红”。因为他认为把钱留在伯克希尔能为股东创造更多的利益,分红只会伤害股东利益(包括缴纳红利税)。微软在高速成长的20多年中也对股东一毛不拔,但由于高回报项目层出不穷,业绩持续增长,股价上涨了200多倍。
可见,积极分红并非绝对有利于股东,关键要看再投资的回报率是否足够高。理论上讲,分红是中性的,但现实中却是偏利好的。因此,从投资组合角度而言,“慷慨的分红政策更有利于大多数股东”成为大概率事件——这构成了红利基金存在的现实基础。
其次,华尔街著名的“狗股理论”(Dogs of the Dow Theory)或者“道琼斯10”(Dow 10)也为红利基金跑赢大市提供了实证依据。即从道琼斯指数成分股中找出10只股息率(dividend yields,每股股息与股价的比率)最高的股票买入,每年年初再根据变化更新组合,便可获取超过大盘的回报。据统计,1975年至1999年运用该理论的平均复利回报达18%,远高于市场3%的平均水平。尽管10只“狗股”在1999年科技股泡沫中涨幅跑输道指16%、2008年金融危机中跌幅超过道指约7%,但这毕竟是小概率事件。总体而言,积极分红的股票组合在“长跑”中处于优势地位。
“狗股理论”实质上就是指数基础上“自下而上”的增强。由于股票的本质就是借之获取股利的出资凭证,至于转让差价则是衍生品,因此,股利是投资者获取回报及流动性的最重要渠道。事实证明,那些持续给投资者派发稳定股利的公司,其经营状况往往也比较稳定,公司治理较好,盈利能力较强,现金流较充裕,其市场竞争力也就较强,其股价往往也呈现长期上升趋势。如果说,定投指数基金能跑赢大多数基金经理,那么,长期定投红利基金则有跑赢指数基金的潜力。
考察A股市场的红利基金,我们发现其“长跑”的优势已得以体现。比如,截至10月8日,华夏红利混合基金自成立以来净值增长率为539.12%,在588只开放式基金中名列第三位;华夏收入(原中信红利)成立以来净值增长445.66%,名列第十(成立时间相差不到半个月的建信恒久价值净值增长仅67.70%);鹏华普天收益成立以来净值增长373.85%,排名第二十五位;华宝收益成立以来净值增长220.64%,排名第六十八位;华安宏利成立以来净值增长220.04%,排名第七十位;光大保德信红利成立以来净值增长203.37%,排名第七十九位。
总之,红利基金是值得定投的品种,但须注意的问题有三:一是红利基金具有一定的主动性投资特征,需要投资者考察基金管理人的投研能力——股票红利毕竟不是国债利息,如果只关心既往分红情况,就好比看着“后视镜”开车,是非常危险的;动态股息率才是价值的核心,如果只盯着分红水平而不考虑估值及成长性,就未必能跑赢大市;基金经理在适度、合理主动投资的同时,也要防止出现风格严重漂移。
二是虽然以上证红利指数为标的的基金具有被动投资特征,但目前该指数对现金股息率的要求仅仅是大于零,基本没有考虑估值的因素。这也是该指数及基于该指数的基金表现不甚理想的重要原因。
三是须关注税负对红利基金的影响。美国于2003年将股息税率下调到15%的水平,与资本利得税保持一致,被称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A股市场于2005年6月13日将个人投资者红利税从20%暂减至10%(资本利得税仍是暂不征收)——这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红利税下调或资本利得税上调的投资环境,将更有利于红利基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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